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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威权协商:中国政治发展的协商转向(二)

何包钢、沃伦:协商的鲜明特征——对理由、讨论的回应和注意别人的意见——这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根源。

编者按:本文系何包钢与马克沃伦撰写的论文,由田飞龙与张瑞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由作者和译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何包钢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研究学院国际研究讲席教授;马克沃伦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哈罗德和多丽梅里莱斯民主研究讲席教授。田飞龙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瑞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刊发,这是第二部分;刊发时略去原文注释。

三、理想类型与中国案例

当然,理想类型并不描述经验案例。但它们确实有助于识别规范性利益案件的特征。中国的案例呈现出多种类型;命令和咨询威权主义凸显,民主的某些形式也是如此。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部分原因在于精英们不具备命令威权主义甚至咨询威权主义所需的全部资源,因此第三种威权主义——协商威权主义形式已经出现。它的发展应该放在政治和行政权体系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这个体系内决策权力过于分散而无法单独支撑命令威权主义。权力分散是诸多因素的后果,其中包括植根于儒家和毛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些文化使领导人遵循道德标准;多重否决者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行政管理能力不足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最后但最重要的是下放了大量决策权的政治制度。此外,还有一些投票权,例如村级选举和越来越多的党内选举。公民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尽管由于支持性司法结构的发展相对较新并且不均衡,这些权利在可诉性上还存在着差异。中国有一些问责机制,如对村级官员的任职表现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以及公民可以起诉官员的某些原告资格,尽管这种地位高度不平衡。他们也享有抗辩权和事实上的请愿权;中国公民通常坚持巧妙地组织抗议活动或参与官方控制的公开讨论,尽管是在利用官方的规则和承诺。

因此,作为对中国案例的第一个粗略考虑,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存在权力上的广泛分散,作为最明显适用的理想类型,命令威权主义并不适合描述政权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权力分散的回应会映射到民主化的理想类型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引导政治需求的策略,它有选择地使用咨询、协商、投票和其他受约束的参与形式,而这些形式目前来看似乎与威权治理相兼容,并且也许扩大了威权统治的能力——我们稍后再回来提到这一点。表2列出了这个情况。在这里,我们假定政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散权力的一种功能,我们可以将这些功能分为参与方法的类型——阻碍、抗议、发言、权利、问责机制、对政策投票和为竞选中的代表投票——在表格的左栏中列出。最上面的一行标识了这些机制在哪些领域运作。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发现许多在发达民主国家都很常见的政治手段。不同之处在于,与发达的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试图将政治参与纳入到行政决策、经济、司法等领域,并且在很小程度上切入新兴的公民社会。让我们把这个领域称为“治理层面”的政治参与,这反映了它的问题重点、议题和领域划分的性质。同时,我们发现政治参与在所谓的“政权层面”上很少或根本没有发展;决策权并没有分散到能够产生自主公共领域、独立政治组织、独立监督机构或通过权力分立进行监督的程度。它们也没有制定公共会议的公开议程、公民倡议或最明显的多党选举。这些有限的以治理为重点的授权并不等于制度的民主化。但是,他们确实通过授权领域和范围有限的发声形式来促成威权协商的整体模式,并且存在受地理范围、政策和政府层级制约的民主功能区。这些资源和领域限制的结合,映射在中国正出现的威权协商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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