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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威权协商:中国政治发展的协商转向(三)

何包钢、沃伦:尽管协商主导的民主化是一种更为长期的可能性,但短期内协商威权主义会占据上风。

编者按:本文系何包钢与马克沃伦撰写的论文,由田飞龙与张瑞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由作者和译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何包钢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研究学院国际研究讲席教授;马克沃伦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哈罗德和多丽梅里莱斯民主研究讲席教授。田飞龙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瑞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刊发,这是第三部分;刊发时略去原文注释。

六、为什么威权政权会使用协商机制?

除了证据问题之外,现在让我们谈谈威权主义概念中隐含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威权政权中的精英会诉诸于设计并鼓励协商实践和协商机构?当然,我们不应该排除规范动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对领导者施加道德责任,使其根据共同善来治理、示范美德并关注他们所监督的大众的福祉。 当代的儒家有时认为,既然政治监护体制(guardianship)遭遇了失败,民主就是达到善治的次优路径。 毛时代“群众路线”的最后一个影响是确立了精英应该问政于民的规范。

但即使存在这样的动机,他们也需要与掌握权力的精英战略利益相一致,并且需要与已建立的演变为此种实践的协商机构相一致。从战略角度看,表2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孤注一掷,即在治理层面开放参与的领域,此举将把政治诉求引入到协商以及一些高度受限制的民主领域,涵盖了大众阻碍和对政权层面民主化的需求。这次孤注一掷的背后是一个功能主义者的故事,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在发展背景中很常见。在使用术语“功能主义者”时,我们不提出因果解释,这不是功能主义框架要做的。相反,他们通过将社会环境的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失去能力、正当性和权力的政治制度上,从而确定了一大类问题。

在中国的背景下产生协商试验的环境,主要是由于市场导向的经济迅速发展,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税收来源多元化,从而对与发展相关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产生了两极分化和环境问题,产生了内部移民,并降低了国家介入命令和控制政府的整体能力。

虽然威权精英的正当性和能力需求与协商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正如威权政权的历史所充分说明的那样),但在命令威权主义效力受限的条件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偶然的联系。例如,正当性与协商之间的关系有时在国际外交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中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全球关系中,权力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分配的。但是,经常有多种权力限制强大的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它们不必花费高昂成本便可以将它们的意愿强加于人。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没有民主的包容性机制,但对成本的认识足以激发协商。类比来说,在国内威权的环境下,国家很少有足够的权力来控制一切反对手段。当他们这样做时(如在朝鲜),他们会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随后通过资源约束简单地限制了政权的权力。相反,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国权力的来源(和资源)正在迅速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命令和控制的治理很可能是失效的,因为它对信息和学习不敏感,并且不会产生激励参与者的正当协议。协商的作用可能只是更有效地维持秩序、汇聚信息并产生合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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